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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生在论完中国人的脸时，一定不会想到，时至今日，那“慢慢挂下”的下巴不但不是偶然见到，反而成了一种新潮之象征，很有流行趋势。据说，这现象不仅发生在晚上，也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，如“围观强奸”就是一例。
　　
　　通常以为，强奸应该发生在见不得人的地方，因为案犯做这事的时候总该害怕人看到，进而害怕人起了“见义勇为”的念头。谁知现在发生的事情却在表明这观念的“老套”和“落后”，所表现的内涵也越来越和从前不同。经过“改革”又开放了之后，某些东西挺直了，某些东西抬头了，某些东西超越了精神，等等变的坦然了，当然这是一种进步，但坦然之后似乎开始某种变异，以至人们坦然了，却不想同时案犯也更加“坦然”，人们进步了案犯也不甘落后，犹如下巴普遍“慢慢挂下”的时候，那案犯“挂下”的速度还会快些。既然都“挂下”了，在案犯看来，与人们之间多了某种共性，强奸之事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必再“遮遮掩掩”，也不再害怕围观者发生“见义勇为”，因为案犯知道：
　　
　　1、围观者比以前更注重“健康”，乃至“生命”。
　　
　　2、“义”的存在与“挂下”有矛盾。
　　
　　3、强奸之事的欣赏是难得的，有助于人们的下巴“慢慢挂下”。
　　
　　这么一来，围观者和强奸犯各取所需，皆大而欢喜。结果，只是留下那哭泣的女人。甚至于那“哭泣”，“慢慢挂下”的下巴也恐怕将认为是“多余”。
　　
　　因此，如果先生尚在，就将知道：下巴的挂下，于目前不仅仅在“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情或华丽的女人，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，”了，也不仅仅是因为“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种什么机件”。而看的出神的时候，是否“情有可原”也是让人怀疑。
　　
　　先生说，“日本的长谷川善于做讽刺文字”，他在《猫、狗、人》中说到中国人的脸，有个结论是：
　　
　　人＋兽性=西洋人
　　
　　“他借此称赞中国人，贬斥西洋人，来讥刺日本人的目的，这样就达到了，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，是本来没有呢，还是现在已经消除”；而如果《猫、狗、人》作于今日，或者先生于今再略论中国人的脸，就将知道答案，这兽性于部分中国人如围观者，原本是有的，只是在更凶的“凶兽”前立即变成了“羊相”，而这“羊相”的下巴也是“慢慢挂下”。那么先生的推想似乎能够改为：
　　
　　人＋兽性＋家畜性=某一种人。
　　
　　而兽性与家畜性的表现取决于环境和对象属性，正如这句话所说：“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，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，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，也还是卑怯的国民”（鲁迅《华盖集—突然想到》）。然今天的兽性与过去又有很大不同，家畜性的形成也远不是野性渐渐驯顺那么简单。但无论如何，这样的描述，就象是今天现实真真切切的写照。我猜想，那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之怒目背后，应隐着多少无奈的痛和泪？或许，先生对于中国人的脸，最大的希望是：
　　
　　人=人。
　　
　　作者鲁迅，写于1927年
　　
　　全文：
　　
　　略论中国人的脸〔1〕
　　
　　大约人们一遇到不大看惯的东西，总不免以为他古怪。我还记得初看见西洋人的时候，就觉得他脸太白，头发太黄，眼珠太淡，鼻梁太高。虽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理由来，但总而言之：相貌不应该如此。至于对于中国人的脸，是毫无异议；即使有好丑之别，然而都不错的。
　　
　　我们的古人，倒似乎并不放松自己中国人的相貌。周的孟轲就用眸子来判胸中的正不正，〔2〕汉朝还有《相人》〔3〕二十四卷。后来闹这玩艺儿的尤其多；分起来，可以说有两派罢：
　　
　　一是从脸上看出他的智愚贤不肖；一是从脸上看出他过去，现在和将来的荣枯。于是天下纷纷，从此多事，许多人就都战战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脸。我想，镜子的发明，恐怕这些人和小姐们是大有功劳的。不过近来前一派已经不大有人讲究，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捣鬼的都只是后一派了。
　　
　　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。留心的结果，又觉得他们的皮肤未免太粗；毫毛有白色的，也不好。皮上常有红点，即因为颜色太白之故，倒不如我们之黄。尤其不好的是红鼻子，有时简直像是将要熔化的蜡烛油，仿佛就要滴下来，使人看得栗栗危惧，也不及黄色人种的较为隐晦，也见得较为安全。总而言之：相貌还是不应该如此的。
　　
　　后来，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，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。那似乎是《天方夜谈》或者《安兑生童话》〔4〕中的插画，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。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，一条辫子在空中飞扬，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。但这些都是满洲人连累我们的。独有两眼歪斜，张嘴露齿，却是我们自己本来的相貌。不过我那时想，其实并不尽然，外国人特地要奚落我们，所以格外形容得过度了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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