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70章 包工头再次失踪 (第2/2页)

时间接近上午十点，古民决定先去找律师蒋文斌。在去律所的路上，他接到医院母亲的电话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小民，医院又在催缴费了，说你爸的押金用完了，再不交就要停药了。老陈那边更严重，手术做完了，但还没脱离危险，在ICU，一天费用就要一万多，医院说已经欠费了，让赶紧补，不然有些药和检查就用不了……这可怎么办啊！”
　　
　　“妈，你别慌，我马上处理。你把收费处的电话给我，我跟他们说。”古民强迫自己冷静。他先联系了父亲所在病区的护士站，表明家属身份，请求宽限几个小时，承诺今天内一定补缴费用。护士态度还算客气，但表示规定如此，最多宽限到下午三点。他又辗转联系到ICU，情况更严峻，欠费已影响部分非紧急但必要的监护和用药。
　　
　　古民知道，不能再等了。他让母亲先把父亲银行卡里剩余的钱取出来，有多少交多少，稳住父亲这边的治疗。然后，他拨通了宏远公司李经理的电话，这次他的语气不再克制，而是带着冰冷的强硬：“李经理，我是古民。我父亲和工友陈大友的医疗费，医院已经多次催缴，濒临停药。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和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相关规定，宏远公司作为总承包单位，负有先行垫付的法定义务。如果因为贵司拖延支付医疗费，导致伤员治疗中断或产生严重后果，贵司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如果今天中午12点之前，贵司没有派人到医院缴费窗口结清当前欠费并提供后续费用保障，我将立即向市住建局、应急管理局、劳动监察大队实名举报，并联系媒体曝光。同时，我们会正式启动法律程序，申请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。这不是商量，是通知。”
　　
　　电话那头沉默良久，李经理的声音有些恼火：“古先生，你这是在威胁我们公司吗？事情要按程序来……”
　　
　　“程序是救人的程序，不是拖延的程序。”古民打断他，“现在是上午10点15分。12点前，我要看到缴费凭证。否则，后果自负。”说完，他挂断了电话。他必须表现得比对方更强硬，才能撕开一道口子。
　　
　　到达蒋文斌所在的律师事务所，已是上午十点半。蒋文斌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古民，面前已经泡好了两杯茶。听完古民对最新情况（王德发失联、建筑公司拖延、医院催费）的快速叙述，蒋文斌眉头紧锁。
　　
　　“情况比我预想的还糟。包工头跑路，这是最麻烦的一种。建筑公司想让他当替罪羊，把赔偿责任都推给他，但法律上，总包单位难辞其咎。”蒋文斌快速分析，“你刚才对建筑公司的最后通牒是对的，必须施加压力。但光施压不够，我们必须做最坏打算，立即启动法律程序。”
　　
　　他拿出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和几份文件：“这是授权委托书，你和你父亲签了，我就可以正式介入。另外，这是申请工伤认定的材料清单，你尽快收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想办法锁定王德发的财产。只要他有财产，哪怕人跑了，我们也能通过诉讼和执行拿回钱。”
　　
　　“怎么锁定？我们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。”古民问。
　　
　　“找人难，找财产线索相对容易些。”蒋文斌说，“他做包工头这么多年，不可能完全没有资产。关键是要找到线索。你父亲和其他工友，有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个小区？开什么车？车牌号？有没有听说他在哪里有工程款没结？或者，他有没有用自己或家人的名义注册过公司、店铺？哪怕是个小卖部也行。另外，他手下应该还有其他工头或者亲信，找到他们，或许能问出点什么。”
　　
　　古民立即打电话给父亲，开着免提，让父亲尽可能回忆。父亲忍着痛，又提供了几条零碎信息：王德发好像提过在“锦绣花园”小区租了房子，但不确定是几期；车子可能是黑色帕萨特，车牌尾数好像是“57”或者“75”；他好像还和一个朋友合伙在城北开了个小型建材店，具体名字和位置不清楚。
　　
　　蒋文斌一边记录一边说：“有小区名字和车型车牌号，我们可以尝试通过一些渠道查询，但需要时间，而且可能涉及隐私，需要申请调查令，这又得立案之后。建材店是个线索，但范围太大。当务之急，是先立案，拿到法院的受理通知书，然后申请诉前财产保全。只要有明确的被告（王德发和宏远公司）和初步证据，证明他们有赔付义务且可能转移财产，法院有可能同意保全。一旦保全成功，查封他的银行账户、房产或车辆，他就跑不了了，至少钱跑不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立案需要什么材料？”
　　
　　“起诉状，证据材料复印件，你的身份证明，授权手续。证据包括能证明劳动关系的（工牌、记工单、工资条、录音录像）、证明事故发生的（事故报告、医疗记录、证人证言）、证明损失和费用的（医疗费单据、诊断证明）。最重要的是，要有明确的被告信息，王德发的姓名、身份证号、住址。身份证号是关键。”
　　
　　“身份证号……”古民皱眉，父亲和工友都不知道。
　　
　　“宏远公司那里一定有，他们签劳务分包合同，必须要有包工头的身份证复印件。”蒋文斌肯定地说，“你刚才给建筑公司下了最后通牒，等会儿看他们反应。如果他们继续拖延，我们可以直接去公司，以律师身份要求他们提供与王德发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复印件，以及王德发的身份信息，用于法律诉讼。如果他们拒绝，我们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，或者向劳动监察、住建部门举报他们违法分包、用工不规范，迫使他们提供。这是我们的合法权利。”
　　
　　正说着，古民的手机响了，是医院收费处的一个陌生号码。他接起来，对方自称是收费处工作人员，说刚刚有一位自称宏远建筑公司的人，来为古建国和陈大友预存了五万元医疗费，并留下了公司的联系方式，表示后续会根据治疗情况再跟进。
　　
　　古民稍稍松了口气。高压施压起了作用，至少暂时解了燃眉之急。但五万元，对于重伤在ICU的陈大友而言，可能只是几天的费用。这更像是建筑公司的缓兵之计。
　　
　　他挂断电话，对蒋文斌说：“宏远公司交了五万，但只是预存，没说后续。王德发依然没消息。”
　　
　　蒋文斌点点头：“他们这是在做姿态，怕你把事情闹大。但这点钱远远不够。我们按计划行动。你马上回去，整理手头所有证据，特别是能证明你父亲和王德发雇佣关系的东西，哪怕是一张记工单、一段提到工钱的微信语音。同时，继续向建筑公司施压，要求他们提供王德发的详细身份信息。我现在就起草起诉状和财产保全申请，一旦拿到王德发的身份证号，马上就可以去法院立案。”
　　
　　离开律所，古民感到思路清晰了一些，但压力丝毫没有减轻。王德发的“失踪”，让整个事件蒙上了一层阴影。建筑公司可以用“找不到分包方”为由继续拖延。而时间，对躺在ICU里的陈大友来说，是生命，也是不断累积的、足以压垮一个家庭的债务。
　　
　　他必须与时间赛跑，在建筑公司彻底撇清关系、在王德发可能转移财产之前，找到他，或者至少锁定他的财产。这不仅是为了赔偿，更是为了最基本的公正。父亲劫后余生的庆幸，此刻被沉重的负疚感和对失踪包工头的愤怒所取代。他知道，接下来的战斗，将不仅仅是在医院和建筑公司之间，更可能延伸到寻找一个刻意隐藏起来的人，以及他那或许并不丰厚的“血汗钱”所积累的财产。这场斗争，注定艰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