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61章 古民条件:不设对赌,不干涉运营 (第2/2页)
投资意向书(TS)与核心分歧
一周后,启明创投发来了一份投资意向书(TermSheet)。条款相对标准,给出了一个基于实验室当前业务规模、增长潜力、团队背景及模式稀缺性的估值,处于早期项目的合理区间。投资金额足以覆盖团队未来两年的研发和运营成本,并留有缓冲。
然而,在关键条款上,分歧出现了:
1.业绩对赌(ValuationAdjustmentMechani**):TS中设置了一条基于收入增长的业绩对赌条款。若未来两年收入未达到约定指标,则启明创投有权以更低价格获得额外股份(即“调整估值”)。这是VC控制风险、激励创业者的常见条款。
2.保护性条款与董事会席位:TS要求,公司重大决策(如增资、股权变更、主营业务变更、年度预算外大额支出等)需经投资方委派的董事同意。同时,投资方要求一个董事会观察员席位。这也是常规操作。
3.优先清算权:约定如公司被出售或清算,投资方有权优先于创始人团队获得相当于投资额一定倍数的回报,剩余部分再按股权比例分配。同样是标准保护条款。
4.赎回权:约定在一定年限后(通常5-7年),若公司未能上市或被并购,投资方有权要求公司或创始人回购其股份。这给了投资方一个退出保底。
面对这份TS,实验室内部出现了不同声音。
陈明认为,从市场角度看,这份TS条件“不算苛刻”,甚至可以说“比较友好”,估值也体现了认可。业绩对赌虽然压力大,但设定的收入目标并非遥不可及,可以视为一种鞭策。“这是我们第一次拿到一线机构的TS,是个里程碑。有些条款可以尝试谈判,但大框架可以接受。引入资本,能让我们更快地招人、开发新产品、拓展市场。”
李薇和赵博则更担忧。李薇担心业绩压力会扭曲行为:“如果我们满脑子都是对赌的收入数字,会不会为了冲收入,开始对手册用户进行隐性营销?或者降低付费服务的筛选标准,接一些不那么契合的项目?这会不会损害我们的中立性和长期信任?”赵博担心董事会介入运营:“他们如果要求我们快速扩大用户量,要求我们在手册里加链接、做转化,我们怎么办?我们的产品节奏和原则,会不会被打破?”
古民的底线:不设对赌,不干涉运营
古民仔细研究了TS的每一个条款,思考了整整一天。然后,他召集核心团队,给出了明确的决定。
“这份TS,很多条款是标准化的,可以谈。但有两个核心点,我们必须坚持,没有妥协余地。”古民语气平静但坚定。
“第一,不设任何形式的业绩对赌。”他解释道,“对赌的本质,是将复杂的价值创造过程,简化为一个或几个短期财务指标。我们的价值,在于建立长期、深厚的用户信任,在于探索和验证解决复杂财务问题的有效工具和方法。这个过程充满了实验和不确定性,其成果无法,也不应该用短期收入来精确衡量。对赌的压力,会迫使我们去做容易量化的、短期见效的事(比如营销、转化),而忽略那些难以量化但长期重要的事(比如产品打磨、用户信任积累、新方向探索)。这会从根本上扭曲我们的行为和重心,与我们‘解决问题优先’的初衷背道而驰。资本可以要求我们勤奋、专注,但不能用对赌条款把我们绑在单一的收入指标上。”
“第二,投资方不介入日常运营,不干涉我们的核心产品原则。”古民继续,“我们需要的是‘合作伙伴’,不是‘管理者’。董事会可以就战略方向、年度计划、财务状况进行监督和建议,但无权否决我们关于产品设计、用户协议、内容中立性、数据使用伦理等核心运营原则的决策。具体来说,‘家庭CFO手册’及其未来衍生产品,必须保持开源、免费、中立的基本盘,任何对此的修改,必须由我们团队基于用户价值和信任原则独立决定。投资方可以派观察员列席董事会了解情况,但没有投票权。我们必须掌握产品的最终决定权。”
他看向陈明:“我知道,放弃对赌和完全的运营自主权,在投资人看来可能缺乏‘约束’和‘保障’,可能会让这笔融资告吹。但我们必须想清楚,我们引入资本是为了什么?是为了更快地实现我们的构想,而不是为了实现投资人的构想,或者被资本改造成我们不认识的样子。如果资本不能接受我们这种‘慢节奏、重信任、探索性’的发展模式,那说明我们不是彼此的‘良配’。没有这笔钱,我们靠现有业务依然能活下去,慢慢发展。有了这笔钱,但如果要以牺牲我们的核心理念和运营自主为代价,那代价太大了,我们宁可不要。”
“那优先清算权和赎回权呢?”陈明问,他理解古民的原则,但也担心完全拒绝标准条款会显得缺乏合作诚意。
“这些可以谈,是商业条款的一部分。”古民说,“我们可以接受合理的优先清算权,保障投资人的基本利益。但赎回权需要设限,比如必须在我们有足够现金储备的情况下才能执行,并且设置较长的行权期(如7年以上),不能成为悬在我们头上、迫使我们短期套现的利剑。估值也可以谈,只要在合理范围内,我们并非寸土不让。但‘不设对赌’和‘不干涉核心运营’是我们的底线,是合作的前提。”
团队最终达成一致。古民亲自起草了回复邮件,并预约了与秦浩的第二次会议。在回复中,他明确表达了感谢和对估值等商业条款的认可,但重点阐述了实验室对“不设对赌”和“运营自主”这两条底线的坚持,并详细说明了理由——不是出于傲慢,而是基于实验室独特的价值创造逻辑和长期发展所必须的保护。
邮件发出后,实验室内部陷入短暂的等待与沉寂。他们知道,这封邮件很可能意味着拒绝。主流VC极少接受没有业绩对赌的早期项目,更不用说完全放弃对核心产品的干预权。古民的条件,在追求确定性和控制感的资本面前,显得过于“理想化”甚至“天真”。
然而,古民很平静。他让团队继续按计划工作,迭代手册,跟进现有的咨询项目。对他而言,这不仅仅是一次融资谈判,更是一次对实验室价值观和未来发展路径的终极压力测试。如果资本不能理解和接受他们的“慢”与“重”,那么,早点明确这一点,对双方都是好事。他宁愿慢一点,也要走在正确的路上。等待回复的几天里,他反而比之前更加笃定。无论结果如何,他们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必须守护的核心是什么。